如果这个人著于无我境界，那么他就生活在仙界。
65(1)[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42-43页。这种反思体现了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者在马克思主义固有话语体系下认识中国哲学这个自我的某些尝试和努力。
只有这样做，才能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1)12。(3)55既然哲学是一个类称，西方哲学和中国哲学都是其特例，那么中国哲学的成立也就不存在问题了。我们研究它们的相互渗透时必须坚持这个原则，否则就会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3)10。一、在意识形态话语反思中认识自我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哲学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其不但在政治上指导一切，而且对于学术研究也有着全面指导的话语权。与冯契不同，他们认为早期稷下道家的精气说的宇宙观和静因之道的反映论是先秦时期哲学运动的逻辑起点，经过孟子、庄子、公孙龙、惠施等环节，最后由荀子加以批判总结，在更高思维水平上扬弃了孟子、庄子、公孙龙、惠施而向稷下道家静因之道复归，逻辑地标志着这一哲学发展圆圈的终结。
日丹诺夫只看到哲学史上的两军对垒，没有注意人类认识螺旋上升的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亚历山大洛夫则忽视了哲学史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从而把认识的发展看成一种和平的量的渐进过程。(1)31 1992年，张世英又发表了《程朱陆王哲学与西方近现代哲学》一文，从存在论角度对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论与西方主客统一论及存在论做了比较，认为中国古代哲学的天人合一论既不同于西方近代哲学中的主客统一论，前者侧重存在论上的合一，后者则注重认识论上的统一;也不同于存在论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说的原始的统一，因为后者受过西方哲学主客关系思想的影响。从贺对孙、蒋的细密铺陈来看，他并非在做应景文章，更不是外部压力下的政治表态，而是基于学理的评论。
……唯物论者自诩是注重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的，但在中国问题上,他们却太没有认清中国问题的时代背景和客观环境，而只知抄袭外来的教条了。而蒋先生谋国规模的远大，识见的超卓，却处处与费希特所见，几若合符节。黄克武综合上述情况评论说：蒋介石与贺麟的结合，是政治与文化上民族主义的结合，贺所宣传的费希德式德国爱国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及鲁一士对群体的重视与反驳詹姆士重视个性的实效主义与工具主义)、忠的重要，与他对儒家传统的尊重，又以中国哲学观念来诠释西洋哲学等，是他为蒋所欣赏、重用的主要原因。《实用主义是折衷主义和诡辩论的思想根源》（《学术月刊》1980年第3期）。
[28]贺麟:《加强对西方现代哲学的研究》（1961），《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第176页。他早就认为：凡是一个哲学家，与政治家总有着密切的关系，哲学思想与政治思想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两者往往互相了解，互相呼应，终必殊途而同归。
[32] 4、政治家的哲学地位 所谓当代中国哲学，是指从1884年孙中山创立兴中会之时为起点至1949年中国人民共和国建立为止这一阶段。间接有助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成功。只消有一个例外，则此项学说便发生动摇，须得修正。冯友兰修改《中国哲学史》，刘大杰修改《中国文学发展史》等都是著例。
以贺本人为例，曾经写出过《时空与超时空》、《知行合一新论》、《宋儒的思想方法》、《辩证法与辩证观》这样文章的人，后来除了批判同代人、翻译黑格尔、撰写译本序，基本上没有可与前期相比的论文。以至于在迟暮的1988年，贺也只能抒发对旧作的一往深情：《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为贺设想，最好的办法应当是全部改写，以志新生。这也充分表现他所以能领导革命伟业，领导抗战建的大业的精神基础之类也很肉麻，（旧版第40页）但蒋之能否入史与其是否背叛孙中山无关，孙不是哲学的标准，其他任何政治都不是哲学的标准。
从辩证法唯物论的认识论来看，朱熹的知先行后论没有看到知识的感性和实践的基础。[15]贺麟与国民党的关系及黄克武地评论，均见黄克武：《贺麟的选择》（2012），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67期。
虽然在政治上尖锐对立，但他们的哲学却有两个共同的特色。[21]杨子熙：《贺麟的生活与哲学》，《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第17—18页。
新版易批判为剖析，有所肯定却又保留了大部分批判，实际上并未改变旧版对辩证唯物论的批判。……这种所谓‘中西合璧的一套思想，乃是不中不西的东西，既不是客观科学地介绍西方哲学思想，也不是实事求是地整理中国的古典哲学著作，没有推动学术文化的向前发展，反而拖着向后退。[22]宋祖良：《贺麟传略》，《会通集——贺麟生平与学术》，第76页。[26]但数年后，贺却开始批判胡适反动的资产阶级唯心论思想，至有胡适成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成为头等战争罪犯，与人民公适度蒋介石一文一武，异曲同工，决不是偶然的等语。辩证法唯物论在中国的贡献，并不在提倡科学，亦不在研究哲学，且亦未提倡纯正的社会科学研究，使人民的思想更开明。这个知道就是知，就是良知。
领袖不只是拥有至上权力，更应当具有思想道德上的权威，以其道易天下。当然，大、小，显、隐是不断变化的，40年代蒋介石的哲学固属统治思想，毛泽东亦非书斋学者，不但其《实践论》发表后不久就成为共产党控制区域的哲学经典，而且在毛的倡议下，艾思奇、何思敬等于1938年9月发起成立延安新哲学学会，许多机关、学校也成立了哲学小组。
[21]1951年，贺表示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23]这是周的误会，贺麟其实早就不看柏格森（Henri Bergson）或詹姆斯（William James）了，他在响应组织号召，翻译、研究这两位所批评的黑格尔。
1945年曾致信胡适：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欣佩奋励。孙中山的知难行易缺点最少，但把知行划分为二截，认为难易悬殊，理论上实践上都有困难。
罗马皇帝奥勒留（Marcus Aurelius，121—180）之入史，不是因为他是皇帝，而在其《沉思录》是斯多葛主义的经典，而且奴隶出生爱克比泰德（Epictetus，约50—120）也享有同样的哲学地位。在此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蒋、毛都有老师情结，蒋爱以校长自居，毛在给个人崇拜降温时仍愿保留伟大导师的称号。政治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合理成为哲学史的分期标准，本身即需要讨论。不过严重的错误在用了一定的篇幅吹捧蒋介石所谓‘力行哲学。
贺本以此批评唯物辩证法，新版却加上各国新黑格尔派大都认为一句，表明这不是自己的观点。政治人物有大有小，有显有隐，能够发挥这种影响且又为学者目力所及的，只能是政治上的大人物，通常就是最高领袖，哲学史有其势利的一面。
次年又年在《芝加哥道德论坛》上发表《中国革命胜利的主导思想》。对当时的贺麟而言，蒋以抗战领袖而关心纯粹哲学，贺对之当然有知遇之感。
当时他政治上拥护蒋介石，哲学上同蒋介石探讨，似乎也符合民族战争时代的时代精神。[24]德国哲学专家王玖兴1957年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一次讨论研究计划时，他提出要翻译一本存在主义的著作。
该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是应潘公展之邀而作，收入由潘公展主编、为纪念中国国民党50周年而出版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此文在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时，贺麟作了修改。这种看法不惟对人性有新认识，且于孔孟性善说也有新的证明与发挥。所以，比较而言，贺的政治立场更右。
二是不同意下层决定上层：在我们看来，经济始终是工具，上层的生活才是目的，我们固然不否认工具的重要，但是我们更注意目的的重要。[37]毛确实在局部地区影响了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掌握政党、拥有军队、治理数千万公民的领袖，毛至少远远比一些学院哲学家更重要。
我对于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意义，驳斥傅铜、胡适、冯友兰等人反对此说的论点，及发挥知行合一说的理论，也还有其新颖之处。这就是致知难行易的良知。
然而，为信仰作辩护、为主义作宣传是政治家的天职，也是政治家借助哲学的主要动机，马克思主义如此，孙中山、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旧版对其他哲学家均有批评，独对孙、蒋的人格、行为、思想只有联贯、阐释、发挥而无任何批评，还专门回应了胡适、傅铜、冯友兰等人对孙中山的批评，强调知难行易说不是一种有宣传作用的常识，而是一种有普遍必然性的学说或理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住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武器，并灵活地运用它来处理知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知行统一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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